4月，香港正式启动首阶段“走塑”政策，对即弃塑胶餐具实施管制。数据显示，政策实施一年以来，环保署累计收到122宗投诉，其中75%的个案在跟进后改正，只有21间食肆因持续违规被罚款；连锁餐饮集团更表示，超过80%的顾客主动拒绝外卖餐具，每年减少约6000万套即弃塑胶流入堆填区。这些数字背后，反映出走塑政策推出后颇有成效，同时显示出社会对环保理念日趋认同。第二阶段，应进一步在环保目标、行业适应与市民习惯之间找到平衡点，稳步推进，令香港真正迈向“绿色生活”。

　　走塑一年以来，以连锁快餐店为例，消费者自携餐具的比例显著上升，部分餐厅甚至将“无餐具”作为品牌卖点。这种转变的背后，既离不开环保署的柔性执法——通过警告与教育推动整改，同时亦缘于替代品价格的持续下降：在规模化生产与技术升级的推动下，甘蔗渣餐盒与竹纤维餐具的制造成本近年来呈现下行趋势。

　　不过，期间亦反映出部分中小型餐饮店对替代品的接受度有限，很大原因是非塑胶餐盒密封性不足，例如会导致汤水渗漏进而引发顾客投诉。对此，政府强调，第二阶段推进的前提是“确保替代品可靠”，这既是对行业的承诺，也是对政策公信力的维护。根据规划，第二阶段将全面禁止销售塑胶杯、食物容器等9类产品，并禁止餐饮业在外卖中使用这些物品。环保署计划今年年中与大型连锁餐饮集团合作，测试替代品的实用性，例如清洗效率和耐高温性能。这体现了政府稳慎前行的务实态度，避免政策强行推进引发行业反弹。

　　推行环保理念亦离不开市民行为的转变。消委会近期发布可持续生活贴士，从关掉电器备用模式到用肥皂替代沐浴露等，建议看似琐碎，却直指环保的核心——将理念融入日常习惯，并呼吁通过经济激励引导行为。例如，建议餐厅为自携餐盒的顾客提供折扣，推动可重复使用餐具的流通。这类“行为经济学”策略，既降低了个体的参与门槛，也为企业创造了差异化竞争的机会。

　　企业的角色同样不容忽视。面对“走塑”政策，部分企业已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创新。例如，有外卖平台与港铁合作推出的“可重用餐盒计划”，通过自助租借机和押金返还机制，已累计完成2万定单，减少27,000个即弃餐盒使用。用户通过八达通支付押金后，可在指定餐厅使用餐盒，指定港铁站归还后自动退款。这一模式不仅降低了市民的参与成本，更通过企业协作构建了可持续的供应链体系。较为遗憾的是，该行动已于2024年12月结束。建议政府进一步推广与资助，鼓励更多企业以科技创新参与减塑，若能加大对可重用餐盒生产企业的补贴，或提供税收优惠，将加速替代品的普及并降低成本。

　　当然，展望未来的香港环保工作仍面临多重挑战。首当其冲的是财政压力。政府近年大力推动减废回收，每年拨款逾8亿港元支持相关项目，但在财赤背景下，资源分配必须更注重成本效益。例如，“生产者责任计划”若扩展至胶樽和纸包饮品，需避免过度依赖公共资金，转而通过市场化机制激励生产商承担回收责任。与此同时，厨余回收网络的扩建也需兼顾效率。尽管今年《财政预算案》承诺增拨1.8亿港元增设智能回收桶，但若缺乏配套宣传与社区协作，设备闲置的风险仍将存在。

　　更深层的挑战是将环保从“政策要求”升华为“社会文化”。首阶段“走塑”通过管制与罚款建立了初步秩序，但长远来看，唯有培养市民的内在认同，才能确保绿色生活的可持续性。例如可以在香港中小学推广“零垃圾零废弃校园活动”，令学生从小学起参与垃圾分类实践，最终形成代际传递的环保意识。对香港而言，类似的系统性教育投入或许比单纯扩大管制范围更具深远意义。

　　整体而言，香港“走塑”一周年，从减塑数据看，每年可减少数千万件塑胶垃圾；从社会反应看，市民与企业的参与度超出预期。至于第二阶段的顺利推进，仍要考量实际情况，进一步完善替代品供应链和鼓励市民逐步转变习惯。环保本就是一场不能急于求成的马拉松，既需要有政府政策的坚定引领，也需要有对复杂现实的充分考量，如此方能将“绿色愿景”转化为生活日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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